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新加坡民众来到寺庙向观音菩萨祈福。NurPhoto/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强化就业优先，要理顺四个机制****** 作者：梅伟惠（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副主任）、邵頔（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当前，高校毕业生已经成为新增的就业主力。确保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受教育者顺利实现从校园到职场过渡的关键事件，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必要理顺以下四个机制。 构建适应需要的能力发展机制 2022年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指出，“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结构转型重塑全球就业格局，创造以人为本的体面工作将成为更加艰巨的挑战。”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将有很大可能性被人工智能取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移》报告通过分析自动化浪潮下不同国家11个行业大类的岗位需求变化，指出至2030年全球将有3.75亿人口面临重新就业的挑战，需要学习技能，其中中国占1.02亿左右。 新一轮产业革命对大学生的数字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系统思维能力、问题解决问题、团队合作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将就业创业力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才能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转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面向2030和2050的高等教育绘制的六大变革方向，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是仅仅给高校毕业生传授一次就业或二次就业所必需的技能，而是需要高等教育作出系统性变革：一是提供平等和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入学途径；二是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学习体验；三是推动跨学科、学科内的开放与交流；四是为青年和成年人提供终身学习的途径；五是构建多样化和方式灵活的综合学习体系；六是以技术赋能高校的教学与研究。 搭建共同参与的机会供给机制 在新的就业形势下，政府、高校、用人单位等各利益相关方应通过共同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高校毕业生群体列为就业关注的重中之重，相继出台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自主创业、参军入伍、学术深造等政策，以人为本，分类引导，不断拓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同时，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释放新的就业潜能。 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是根据社会需求调整教育教学培养方案，让高校培养与社会需要接轨，以就业导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缩小供需矛盾；二是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抓住数字经济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契机，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三是进一步加强职业生涯教育和就业创业指导，通过实习、见习、实践和大规模、高质量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高校毕业生为就业做好准备；四是主动联系企业开拓优质用人单位市场，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渠道，提高岗位供需的匹配度和有效度。 健全保障帮困资源补偿机制 当前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全部在校生总人数的23.06%左右，其中不少人在就业过程中处于劣势。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提出了要求，我们要着力完善资源补偿机制，帮助困难毕业生群体顺利就业，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公平。 针对困难毕业生群体，一是建立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包括经济资助体系和帮困助学体系，完善就业困难帮扶长效机制和预警机制等，实现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全生命周期关照；二是采取精准指导和精准帮扶工作，实施“一生一档”和“一生一策”，针对就业困难个体开展有效帮扶结对、岗位定点推送等服务工作；三是充分发挥朋辈互助和榜样激励的作用，提高帮扶有效性，提升就业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四是通过提升就业能力、加强招聘服务、提供财政补贴、完善社会保障，重点帮扶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困难群体顺利实现就业。 完善就业观念和就业心态调整机制 从全球趋势看，就业压力的增大催生了一大批“既不就业也不接受正规教育或培训”的“尼特族”（NEET,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 Training）青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大约有16.1%的18～24岁青少年为尼特族，而在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25%。尼特族青年不仅错过了当下的学习和就业的机会，而且可能对其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如较低的就业率和较低的收入、较差的精神状态和较大的社会排斥等。 “慢就业”风潮近年来也在我国高校毕业生中兴起。社会和高校应该正视这一现象，一是要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充分发挥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在就业过程中的作用，营造积极的就业心态，切实帮助学生缓解现实焦虑，切勿好高骛远，同时也避免就业“内卷”，提高抗挫折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体系，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精准开展就业指导；四是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作用，家校协同联动，杜绝“懒就业”“怕就业”等现象。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5版） 三分快三地图 |
